在我的生活中，打交道最多的要数课本了。上学时读课本，工作后一直教课本，课本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诸多课本中，有我最钟爱的一套中学语文课本，至今摆在我的书橱里。退休后赋闲在家，不时翻翻这套课本，每逢看到里边的圈圈点点，写的密密麻麻的释语批注，思绪就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以前。
1963年，语文课换了全国统编新教材。我有幸拿到新课本，教一个班的语文兼当班主任。因是新年级，新教材，校领导很重视，想靠它打翻身仗。暑假，特派我去参加市里教材研究。我扔下吃奶的孩子，拿着新课本，顶烈日，冒酷暑，奔波于十里外的教师进修学校，每天都钻到课本里：分析课文，设计教案，探讨教法，有时还示范讲课。大家都是那么热情、执着。
将近三年，我教完六册课本，学生即将毕业，还没来得及考试，突然“史无前例”的大“革命”爆发了。
1966年7至8月间，天气闷热，“文革”大火愈烧愈烈。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响着，造反的声调越来越高，“横扫牛鬼蛇神”等口号声不绝于耳。今天勒令×××交出变天帐、黑材料，明天通令教师交出封资修的课本等书籍。为形势所迫，有些教师翻箱倒柜，倾其所有，把书送去，转眼之间即付之一炬。我自认为从小受革命教育，没有问题，违抗通令，课本才得以幸存。
那时，停课闹革命，教师被剥夺了拿课本的权利，上班只准学习最高指示，看大字报。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又在大礼堂开辟了新场地。一天上午，我刚走到那里，一排排用绳子吊着的大字报把我惊呆了。那是我班学生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。开头是红字体的最高指示：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”下面是醒目的带有我名字的大标题。名字特用红笔打上“叉”，血淋淋的令人可怕。我心里似有一块重石，压得喘不过气。我被打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，非常不理解，又感到惊恐、委屈，想马上离去。但又心存疑惑，大字报到底写了些什么呢？我有什么罪行呢？我硬着头皮看下去，原来大字报写的诸多罪状都与课本有关。其主要内容是：津津乐道地讲述刘少奇的“黑修养”和他一个鼻孔出气；为反革命分子陆定一、陶铸、吴晗等树碑立传，歌功颂德；讲老舍的《养花》，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……总之，课本有毒，教师放毒，都该批判、铲除。这份大字报颇受学校“文革”领导青睐，在全校推广介绍。这样就招致更多的人来观看，我也就更多地受到冷遇。
大字报出来的第二天，造反派撬了我办公桌的抽屉，纸张笔记一片狼藉，教案被撕碎，课本有罪似的被踩在地，还有些班费也不翼而飞。
学生已经把老师当成敌人。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昨天还是受人尊敬的伟大革命家，一夜间却成了遭受唾弃的走资派、反革命；昨天还是公认的典范文章，转眼都成了大毒草。我万万想不到，全国统编的新课本忽然变成“黑教材”，竟成了我的“罪证”，成了批判我的子弹，给我带来痛苦和灾难。
想不通，我怎么也想不通！心里总有个阴影，直到复课闹革命，还心有余悸，顾虑重重。
星转斗移，一晃就是三十多年。一想起招引大字报的那套课本，我就感慨万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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